1961年3月12日胡適隨談――
從「不談政治」到「談政治」

​胡適先生訪談原音重現

       所以那個時候,這都是一個時期,講政治。雖然我是不談政治的,不幹政治的,我們說二十年不談政治,二十年不幹政治。但是回頭想想也免不得。第一次就是為了《每週評論》。《每週評論》不是我辦的,陳獨秀、李大釗、高一涵他們喜歡談政治,張慰慈,他們一班人辦的。我不談政治,結果呢?那年我奔喪去,我的母親死了,他們(那時我們說不希望《新青年》談政治,我們聽他的話,但是你會辦個別的〔刊物〕,我們不愛談政治。)就辦一個《每週評論》。我從奔喪回來,《每週評論》已經出了幾期了。我也不說,所以《每週評論》我始終沒有作文章;他們要我作文章,我就翻譯兩篇短篇小說送給他們,頂多寫個書評,孫中山的《孫文學說》,寫個書評。但是,等到後來陳獨秀被捕了、捉去了,在「五四」「六三」之後,沒人敢辦,我接管辦,辦到它〔《每週評論》〕被封掉。那時候是第一次開始談政治。開始談政治,這是第一個時期。那是民國8年。
       
        第二個時期,我們辦《努力週報》。民國11年到12年,那個時候我們辦《努力週報》。那時丁文江先生,丁先生說,你們不談政治不行的,講學術講文化一點都不好,所以那時候丁文江先生暫時的勝利,我們辦《努力週報》,我們辦了大概75期,這第二時期。

       
        第三時期,是什麼時候呢?我們上海的國民革命,國民革命我在外國,北伐我在外國。北伐軍到了長江,我還在外國。等到我在美國,我從英國到歐洲,後來又回到英國,走美國回來。那個時期,我在外面十個多月,所以北伐漢口的時期,廣州清黨、上海清黨,南京政府成立,我都不在國內。等到我到日本的時候,我在美國上船的那天是4月12日,民國16年4月12日,上海清黨那天。所以上海清黨,我在船上。那時坐船,沒有飛機。到了中國,北京也不去,南京也不去,就住在上海。我租了一個房子,同張慰慈一家,我太太也來了,我們兩家住在上海極司斐爾路,住了3年半。就在那時候,與政治有關的第二時期。在那個時候,我實在忍不住,我北京也不去,南京也不去。後來蔡先生作大學院院長,要我們作大學委員,召集一個全國教育會議,除了那一次到南京幾天之外,我沒有到過南京。在那個時候,我發表一些批評黨國,我一看情形,我們把共產黨趕掉了,清黨,但是共產黨留下來的黨的組織,同共產黨留下來的政治組織,尤其共產黨留下來的那種不容忍的,不容忍異己,不容忍自由,反對自由,反對言論自由,反對思想自由,那種不容忍的空氣在裡面,都在裡面。那個時候,在《吳淞月刊》發表那一篇〈知難,行亦不易〉,在《新月》上發表討論人權與約法的問題。結果,弄到後來,那時我是不幹政治的,但是天天被全國的國民黨黨部,黨部、次黨部,區分部、區黨部,吳淞有個區分部,天天被〔圍剿〕。在《新月》雜誌發表的〔文章〕,可以說是談政治的第三個時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