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3月12日胡適隨談――
從「不談政治」到「談政治」

       所以那個時候，這都是一個時期，講政治。雖然我是不談政治的，不幹政治的，我們說二十年不談政治，二十年不幹政治。但是回頭想想也免不得。第一次就是為了《每週評論》。《每週評論》不是我辦的，陳獨秀、李大釗、高一涵他們喜歡談政治，張慰慈，他們一班人辦的。我不談政治，結果呢？那年我奔喪去，我的母親死了，他們（那時我們說不希望《新青年》談政治，我們聽他的話，但是你會辦個別的〔刊物〕，我們不愛談政治。）就辦一個《每週評論》。我從奔喪回來，《每週評論》已經出了幾期了。我也不說，所以《每週評論》我始終沒有作文章；他們要我作文章，我就翻譯兩篇短篇小說送給他們，頂多寫個書評，孫中山的《孫文學說》，寫個書評。但是，等到後來陳獨秀被捕了、捉去了，在「五四」「六三」之後，沒人敢辦，我接管辦，辦到它〔《每週評論》〕被封掉。那時候是第一次開始談政治。開始談政治，這是第一個時期。那是民國8年。
       
        第二個時期，我們辦《努力週報》。民國11年到12年，那個時候我們辦《努力週報》。那時丁文江先生，丁先生說，你們不談政治不行的，講學術講文化一點都不好，所以那時候丁文江先生暫時的勝利，我們辦《努力週報》，我們辦了大概75期，這第二時期。

       
        第三時期，是什麼時候呢？我們上海的國民革命，國民革命我在外國，北伐我在外國。北伐軍到了長江，我還在外國。等到我在美國，我從英國到歐洲，後來又回到英國，走美國回來。那個時期，我在外面十個多月，所以北伐漢口的時期，廣州清黨、上海清黨，南京政府成立，我都不在國內。等到我到日本的時候，我在美國上船的那天是4月12日，民國16年4月12日，上海清黨那天。所以上海清黨，我在船上。那時坐船，沒有飛機。到了中國，北京也不去，南京也不去，就住在上海。我租了一個房子，同張慰慈一家，我太太也來了，我們兩家住在上海極司斐爾路，住了3年半。就在那時候，與政治有關的第二時期。在那個時候，我實在忍不住，我北京也不去，南京也不去。後來蔡先生作大學院院長，要我們作大學委員，召集一個全國教育會議，除了那一次到南京幾天之外，我沒有到過南京。在那個時候，我發表一些批評黨國，我一看情形，我們把共產黨趕掉了，清黨，但是共產黨留下來的黨的組織，同共產黨留下來的政治組織，尤其共產黨留下來的那種不容忍的，不容忍異己，不容忍自由，反對自由，反對言論自由，反對思想自由，那種不容忍的空氣在裡面，都在裡面。那個時候，在《吳淞月刊》發表那一篇〈知難，行亦不易〉，在《新月》上發表討論人權與約法的問題。結果，弄到後來，那時我是不幹政治的，但是天天被全國的國民黨黨部，黨部、次黨部，區分部、區黨部，吳淞有個區分部，天天被〔圍剿〕。在《新月》雜誌發表的〔文章〕，可以說是談政治的第三個時期。